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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访谈: 向亲爱的刻奇分子致敬

编辑:熊松林 时间:2017-02-10 07:28:12 | 来源:新周刊 | 点击量:28205 次

朱大可访谈:向亲爱的刻奇分子致敬

《新周刊》:关于刻奇的词源,有人说,“刻奇”来自维也纳俚语Verkitschen(意即廉价),也有人认为来自英语Sketch (素描)。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刻奇”源于德国慕尼黑方言Kitschen,在您看来,刻奇这个词的文化起源是?

朱大可:媚俗(kitsch)一词是“臭大粪”(Shit)的反义词。但它最初却是德语粪便的意思,只是在从德国传向整个欧洲的进程中被颠倒了语义,成为对粪便的绝对否定,以此表达对粪便、垃圾和低俗之类事物的蔑视,并暗含着对高雅的无限慕求。而这种在倒置中建立的语义,具有更强烈的自我指陈性。显然,“媚俗”应该被译为“媚雅”,而中文所使用的汉词,是一次文化错译的结果。

《新周刊》:从昆德拉、桑塔格到您自己,刻奇的解读有很多种,譬如“没有美学价值的大众艺术或文学”、“迎合低级趣味的伤感文学艺术作品”、 “沉溺情感、哗众取宠和华而不实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诸多界定中,你最认同哪种解释?

朱大可:跟中国传统语境里的“下里巴人”之“俗”完全不同,一切流行的、怀旧的、感伤的、优雅的、献媚的、自我标榜和中产阶级的美学趣味,都属于“刻奇”的范畴,其中,“自我标榜”是一个重要标尺,可以用来度量所谓“优雅”的真伪。1987年,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出版。作者在该书第六章中以理论先行的方式,首先重释了“刻奇”一词的含义,然后才用这个词来描述女主人公萨宾娜的内心感受:“她厌恶当局企图戴上美的假面具——换句话来说,就是当局的媚俗作态。当局媚俗作态的样板,就是称为‘五一节’的庆典。”在昆德拉看来,“刻奇”的意思就是假装优雅,而最为“刻奇”的,恰恰是那些标榜政治正确和艺术优雅、而实际上却很低劣的“主旋律”作品。它们的任何存在,都是对公众文化选择权利的剥夺。

朱大可访谈:向亲爱的刻奇分子致敬



《新周刊》:在您记忆里,“刻奇”概念或现象,是何时进入中国的?当时的文化环境是怎样的?

朱大可:“刻奇”最初是以“媚俗”的译法进入中国的。“媚俗”一词,源于元末明初的士大夫高启,《元史》的编修者,因文字狱而被朱元璋腰斩。他在《妫蜼子歌》写道:“不诘曲以媚俗,不偃蹇而凌尊。”作家韩少功在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第一次用“媚俗”来译解“刻奇”,由此在知识界引发关于“刻奇/媚俗”的关注。这是1980年代的风景,当时,“启蒙”是思想主题,“潇洒”是生活主题(刻奇之一),而媚俗,则成了知识分子的共同敌人。但韩少功的译法有严重偏颇,不符合昆德拉的原意,一度引起普遍误读。将其改为“媚雅”,是一种补偏救弊的做法。但更为机智的,似乎是台湾译法,这是一种音意双译的做法——刻奇,听起来是音译,而看上去则是“刻意追求新奇”的缩写语。

《新周刊》:您说过“1980年代中国文化的短期繁华,是雅文化与俗文化博弈的意外后果”。如今,这种博弈是否还存在?还会否有“意外”?

朱大可:“雅”与“俗”的博弈,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但它的性质和场景却在不断变易之中。80年代,代表“雅”的是专制主义营造的伪崇高,它窒息了民众文艺创造的自由精神,而需要用王朔式的“粗鄙之俗”来加以解构。在90年代,“雅”却成为中国走向市场化的敲门砖,它以月份牌、殖民地怀旧和张爱玲文体的身份卷土重来。在21世纪,“雅”是红歌、国学、养生学和瑜伽的混合物。这种中国人的所谓“雅”,正是西方“刻奇”语境中所指称的“俗”。我要反复强调的是,在当代流行文化里,“雅”和“俗”是完全一样的货色,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

《新周刊》:刻奇从“艺术品的复制”到“集体性的自我感动”,你怎么看待“刻奇”这个词从艺术领域向大众文化领域的转变?刻奇的界定是否有一种变迁?

朱大可:王广义的后期“波普”作品,是艺术圈“刻奇”的一个样本。而“集体的自我感动”的典型案例,就是反复流行的集体红歌演唱。如果说在晚近波普艺术的“刻奇”中还有某种残剩的讽喻,那么在纯粹的大众消费里,红歌群唱就只剩下怀旧、感恩和无限的空虚。“刻奇”是一种极具扩张力的趣味,它会像癌症一样迅速扩大它的战地,最终成为没有对手的征服者。


朱大可访谈:向亲爱的刻奇分子致敬

《新周刊》:格林伯格提出,每个文化都会产生两种艺术,一种是为富人和文化精英的前卫,一种是为文化大众的“刻奇”。你认同这种观点吗?刻奇和大众文化还有精英文化是怎样关联的?

朱大可:我要纠正的是,西方社会的大众,指的是中产阶级,而中国的大众,指的却是底层阶级。中国中产阶级只能算“中众”或“小众”。所以在中国,“刻奇”不属于大众,而“前卫”也不属于富人。这两者都属于中产阶级。这就是我们可以深度谈论的“中国特色”。中国中产阶级是严重分裂的,其中极少部分投身于“前卫”,而绝大多数则沉浸于“刻奇”的装饰性情调。

《新周刊》:《绿化树》时代的张贤亮们,和今天的“感谢国家”(奥运冠军)、“你幸福吗(央视)”,“成全别人,恶心自己(冯小刚)之间,有无微妙的联系?这个联系,是否就是刻奇的一种潜在变迁?

朱大可:你说的这些现象,应该可视为“刻奇”的中国变种。中国刻奇是“昆德拉刻奇”和“西欧刻奇”的混合物。现在广为流行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一部典型的中式刻奇作品,它旨在煽动中产阶级的感官怀旧,并将这种趣味推销给消费能力有限的底层大众。此外,如果有人标榜“文化”和“国学”,却没有任何自由独立的思想,那么他应该就是“刻奇份子”。有趣的是,随着商业土豪的增多,这类人群正在大量繁殖,犹如雨后春笋。经过各种“总裁国学班”的深造,国学刻奇份子已经遍及整个财商界。

《新周刊》:您提炼过文学史上的一些关键词:反高雅,反英雄(撒娇派)、反优雅(莽汉主义)、反语文(打倒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并称其为“粗鄙美学”。它们跟刻奇的关系为何?这种粗鄙美学,在当下语境是否再次复兴?

朱大可:“粗鄙美学”在其产生的年代,无疑属于前卫的思潮,它显示出针对“优雅”、“高尚”、“英雄主义”和“乌托邦真理”的批判特性,并且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在1980年代,就连“撒娇”都曾是一种犀利的抗议。但在今天,“粗鄙”不过是众多“土豪”的日常行为特征而已,它只能成为“国民性批判”的对象,而完全丧失了作为“美学”存在的意义。此外,假如有人还在一边高谈阔论“撒娇”,一边喝着“拉菲”之类的顶级红酒,那么他一定不是前卫战士,而只是一位亲爱的刻奇分子。

《新周刊》:“王朔主义”在今天是否还有“余威”?这种消解崇高是否也是另一种刻奇?您怎么看待反刻奇?反刻奇是一种刻奇?

朱大可:“王朔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在21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度危机,戏仿和反讽的修辞手法已经失效,反而沦为“中国式犬儒主义”的话语策略。如果在这种语境中继续沿用王朔话语,就有可能制造出新的刻奇。

《新周刊》:您说过,从80年代的“通俗”,经过90年代的“氓俗”,到零年代的“丑俗”的三次推进,表达出颠倒人类常识的革命性力量,却仍然不是俗美学的历史终点。那么发展到一零年代,俗美学到了什么程度?

朱大可:我想就是各种刻奇势力的“多元化”涌现。摄影刻奇份子在晒优美的沙龙风景照片,音乐刻奇份子在炫耀绝版的黑胶唱片,影视刻奇份子在追捧他们崇拜的美剧,动漫刻奇份子继续在宫崎骏的道路上狂奔,读书刻奇份子则沐浴于哈耶克思想的光辉之中,甚至在三联书店通宵达旦阅读,做出极度热爱书籍的情状,如此等等。微信平台无疑是刻奇生长的大本营,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就能从那里观察到各种刻奇趣味的诞生和壮大。


朱大可访谈:向亲爱的刻奇分子致敬

《新周刊》:昆德拉的“媚俗”、“媚雅”引发过当年知识界的热议。它加剧了人们对崇高、优雅和乌托邦真理的质疑。如今,媚雅和媚俗之间的界限是否还模糊?

朱大可:我已经说过,“媚俗”和“媚雅”是同一个词。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茁壮生长,“俗”和“雅”的界限将日益淡化,媚雅和媚俗也将变得毫无区别。在一个零度信仰的国家,经历过长期的“粗鄙美学”和“反崇高”运动,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信念和信用,以及各种跟诚实、平等、自由、教养和敬畏相关的美德。中国社会流氓化程度已经严重饱和,现在到了必须回弹的临界点。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而言,重建这些正谕性价值,远比戏仿、反讽和“撒娇”更为重要。

《新周刊》:相对于传统的艺术观念,它被称作“坏品位”,“不充分的美”或“美的谎言”,是中产文化的平庸品位的结果。刻奇在当今又被和文艺青年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您认为“刻奇”的人群有什么特定的特征吗?

朱大可:“刻奇”的谱系是活态的,没有固定的边界,需要按各种流行趣味做具体研判。例如,对于小资而言,刻奇是感伤、蓝调、村上春树、张爱玲的旗袍和理查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对于小清新而言,刻奇是岩井俊二、素颜、棉布裙子、单身行囊和“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自我祝福。对于“文艺青年”,刻奇是西方文化名著、小剧场话剧和三大男高音的现场演出。这类刻奇文本可以无限罗列下去。

朱大可访谈:向亲爱的刻奇分子致敬

《新周刊》:马航失事,网友集体在微博上用“点蜡”的方式哀悼 前几日马尔克斯去世,微博、微信上掀起了一阵阵祭奠、缅怀大师的热潮,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是一种刻奇吗?

朱大可:在我看来,点蜡烛还算不上是“刻奇”,因为是个人都能去点上一下,但过度吹捧马尔克斯,而且不许有任何批评,却难免有刻奇之嫌,因为它属于“文艺青年”的“专长”。

《新周刊》:网络时代的“刻奇”与“反刻奇”是否更易形成对垒阵营?比如一些知名的“段子手”,和公知的精英范之间?

朱大可:我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国,鉴于商业市场的操控性,刻奇和前卫根本无法成为一种对抗性力量。前卫势力太弱,几乎难以发声,而刻奇则过于强大,它甚至可以融解一切前卫精神的萌芽,将其转化为属于刻奇自身的趣味,例如,当年的中国前卫美术(如方力钧、岳敏君和张晓刚之类),今天已经全部变成刻奇。在这种互联网格局里,任何对抗都是短暂而微弱的。至于中国公知,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缺乏前卫精神,而且完全没有独立的艺术趣味,所以只能汇入刻奇的潮流,成为他们中的低调成员。

本文原发新周刊422期 记者:张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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