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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文化是怎样炼成的?

编辑:熊松林 时间:2017-02-16 03:43:08 | 来源:独立作家公众号 | 点击量:46766 次

 文/马维

    十多年前,时任德国驻英大使的托马斯·马图塞克发现,在“二战”结束几乎六十年之后,英国人对德国历史的教学仍然集中在纳粹时期。英国人对德意志第三帝国“念念不忘”,却少有人真正了解德国、了解德国的历史。这个发现既合乎情理,又出人意料。对英国人而言,“抵抗纳粹德国”,乃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在带来世界和平的同时,也造成了日不落帝国的衰微。但有时候,事情做得似乎有些过头了,就像近四、五十年来“不绝如缕”的犹太人大屠杀叙事。不得指责以受害人形象出现的犹太人——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成了“政治正确”的重要内容。但是正如汉娜·阿伦特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过的,这其中包含着“不可触动的现实利益”。

无论世人怎样看重那段德国现代史上的特殊时期,它仍然不是德国史的全部。而如今,即使是在德国国内,不少历史学家也都发现,对于那些生于“二战”之后的德国人而言,1933年之前的德国文化史“宛若隔世”,大部分人对此毫不知情。


为了矫正这种不平衡现象,彼得·沃森,这位英国当代著名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在2010年出版了《德国天才》这部气势恢弘而又非常适合普通人阅读的德国文化和思想史。如今,这部书的中文版也问世了。清晰的叙述框架和通俗易懂的解读,令人不会对此书望而却步,而流畅的翻译更是为此书增色不少。在这部“写给日耳曼知识分子”的“情书”中,撰写过《20世纪思想史》、《心理战》等名著的沃森,为他的读者追溯了自巴赫去世以来,在德意志文化和思想史上几乎每一位拥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成就,并将这些个人成就,恰如其分地镶嵌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整个历史长河中加以考量,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了德意志文化在长达250余年时间里的发展轨迹:日渐由一个文化贫瘠的地区,转变为举足轻重的文化和科技强国,在创造力上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期间涌现出灿若星辰般的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从康德到贝多芬,从歌德到爱因斯坦,正是这些天才的伟大创造,将人类的文化和科学推向了难以想象的高度。

是什么造成了后来居上者的这种辉煌呢?作者在这部历史长卷中悉心梳理了德意志文化崛起的脉络。首先是在位46年之久的普鲁士君主弗雷德里希二世的推动。登基后不久,他就在柏林设立了一座艺术与科学学院,以最优厚的薪水和研究条件吸引欧洲最强的大脑。他认为,德意志文化落后法国文化“两个半世纪”,为此必须奋起直追。他与伏尔泰、达朗贝尔等启蒙思想家交朋友,并且规定在宫廷内必须使用法语,因为这是比德语更“文明”的语言,他自己所读的书,也都让人先译成法文。在社会领域,他推进了普鲁士法典的编纂,坚持让所有人都接受教育,这样,到弗雷德里希二世统治末期,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发展起来了,欧洲大陆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发生在12世纪,第二次发生在1516世纪)在普鲁士实现了。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同一时期在北美和法国先后爆发的革命,是为追赶普鲁士作出的努力。


而在作者看来,德文中有一个难以被精确翻译的词,可以用来揭开德意志文化的奥秘,这个词就是:“Bildung”,可以勉强译作“教养”。正如席勒所言,即便对于那些拒绝宗教的人,“教养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文化去取得人间的救赎”。而在更多的时候,“教养”则被定义为一个新兴人群所属的文化,这个处于中间阶层的人群,认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市民阶层,而是有教养的、有学问的,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有自主性。“一位有教养的男士或者女士不单要博学,还要有良好的品味,对于自己周围的世界要有全面的熟知掌握,因此才能有‘自主’的能力。”恰好,这一时期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以及自然哲学的发展,加上音乐、文学的持续繁荣,为人的“内在性”的丰富提供了新的可能。到了1810年,威廉·冯·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在对人的培育上,也非常强调对“教养”的培育。他认为教养,即真正的内心自由,由三方面构成:无目的性、内在性、学术性,而对古典语文学(希腊语、拉丁语)的研习,则是教养形成的必由之路。无论是洪堡、赫尔德还是歌德,这些近代德意志文化先驱的基本观点都是:个人可以借助于教养的形成过程完善自身,提高自我意识,向着完美靠近。这种对人的内在性的强调,彼得·沃森用了一个有点宿命论色彩的词来概括:“德意志秉性”。


所谓“德意志秉性”,作者在书的开头即已言明,这部书里所谓“德国的”,其含义相当于托马斯·曼所说的“德语圈”。这个文化圈,是很多人的精神故乡。从地理上说,它所涵盖的区域,除了德国本土,还包括奥地利、瑞士的德语地区、匈牙利的某些地方,甚至还包括受到德语文化极大影响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确,像弗洛伊德、胡塞尔这样的德语知识分子,当年都生活在捷克的土地上,还有像卢卡奇、卡尔·曼海姆,虽然出生在匈牙利,但都拥有深厚的德国背景,在德国完成教育,日后也都与德国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许是因为奥匈帝国的存在,那时人们的“民族”观念尚未根深蒂固,甚至对不少欧洲人来说,民族意义上的“根”,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比如马克思对他自己的犹太人出身就简直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德意志知识分子,和欧洲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更看重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而德意志文化,在这几百年间,正以它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召唤着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天才们,来到它的“领地”上,为它增添新的光芒。


因此不得不承认,文化的兴盛,是让德国摆脱了欧洲第二流国家命运的关键。但也正是由于德国人对“文化”的极端重视,让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鄙视政治、社会和国家事务。在德国人的意识里,“文化”与诸如英国式的“文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只有文化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文明,只是指那些“有用途的事务”,其重要性只能屈居第二。所以人们看到,每当社会出现变化,德国的文化精英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间阶层,总是更愿意让自己陶醉在艺术、文学、哲学的世界中,而不愿意涉足真实世界。这或许是因为,德语圈的文化成就让他们高估了“德意志精神”的特殊性,并且它赋予了人一种特别的自尊心,促使人们从公共领域中撤出,转入到文化和私人生活中,文化在此时被当作了一种“高贵的替代品”。但正如韦伯后来批评的那样,这种反复出现在德意志精英中的症候,对德语国家的正常发展,恰恰是十分有害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权利意识不发达,恰是导致德国人完全屈从于纳粹统治的原因之一。而最终,人们看到,正是这极力鼓吹“民族精神至上”的力量,却在短短数年间,将德意志几百年的文化积累,连同无数的文化精英一起,几乎消灭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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