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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一种上下同构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

编辑:熊松林 时间:2017-03-16 02:34:26 | 来源:新浪网 | 点击量:46261 次

文/刘亚伟

【引言】西哲笛卡尔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一般理解是,我思考,所以我存在;也有人理解为:通过思考而意识到或确认自己的存在。我在这里继续引申为,我如何思考就如何存在,或者是,我的思维方式,决定着我的存在方式。

今天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荒谬与偏狭,都可以在思维模式上找到最后的根结。因此,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首先需要更新思维工具。

 集体主义的道德家们一贯认为,跟随他们去追求那种高调的理想社会才是道德的,总是宣称,追求个人幸福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一条走向公平正义之路。

 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指出,而“实际情形也许恰好相反。只要你承认了个人只不过是为所谓的社会或国家这样较高的实体的目的而服务的工具,jiquan主义政体很多使我们害怕的特点,便必定会接踵而至。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的残酷地镇压异已,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与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

哈耶克指出:“集体主义不能容纳自由主义那博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容纳jiquan主义的狭隘的门户之见。”

 他说,集体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人支配人的那种权力——并且他们的成功也取决于他们获得这种权力的程度。许多善良的人天真地“以为剥夺了个人主义制度中的个人拥有的权利,并把它转让给社会,他们就能够消灭权力”。

哈耶克对此警告说:“把从前许多人独立行使的权力,集中在某个单个集团的手里,会使权力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使它变成了另外一样东西。”

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有这么一群人,本身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自身权利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却具有统治阶层的意识,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就是动物界也找不到如此低智的人。

其实这种现象也许并不难理解,自身权利每天都受到侵害的被统治者,之所以具有统治阶级意识,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概因思维模式上下同构所致。

这就是我曾说过的那种状态:在一个专制社会,主子和奴隶,思维方式是同构的,行为方式是互补的。

观察今天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荒谬与偏狭,都可以在思维模式上找到最后的根结。因此,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思维工具的更新,由传统思维模式,转型为现代性思维。

什么是现代性思维?个人以为,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凡事都回到自己,回到个人权利,回到个人主义立场,来思考,或者做判断、做选择。所以这种思维方式,也可以叫做个人主义思维方式,或者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思维方式。

而传统性思维,我个人以为,就是遇事总想到集体,大家会如何想,集体利益会如何如何,是损害还是增益,总是秉持这样一个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大过个人权利的价值原则。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类,总是离不开、绕不出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的家国主义的立场。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可以称作集体主义思维方式,或者专制主义的思维方式。

常常听到有人说,谁在装睡,谁比较清醒。醒和睡的标志是什么?就是看一个人有没有从集体主义思维方式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把自己解放出来,运用你自己的头脑和理性进行思考,运用你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做判断,进行选择。

前不久,我在一个微信群围观关于爱国主义的讨论,觉得争论两方所持立场涉及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一种是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由爱自己推导出爱他人,关注别人的感受,从而建立起一种公共关怀;一种是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离开社会一个人无法生存——从而导出爱家爱集体先于个人。

 那次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基本属于道德范畴。而制度硬件建设是比道德更具前提和基础性的东西。在宪政民主制度下,上述两种价值观也许可以和而不同的共存。所以在这点上,我赞同显正民主制度可以包容多元的价值表达。

 在显正民主制度下,公权力这个邪恶的力量被驯服,在这个前提下爱什么都行。今天我们之所以警惕爱国主义,是因为公权力绑架了国家。

有人提出,不少的抗争者付出者,或受到打压,或正在坐牢,而爱国情怀是他们的精神资源之一,或者是根本,否定这个,就失去了对这些人的敬意。

我对此说表示异议。我认为,那些抗争者付出者坐牢者,所秉持的,也许正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为他人争权利就是争自己的权利;反之亦成立,争自己的权利也是为天下人争权利。说白了,这里并没有”爱国“什么事。

 有个群友接着讲了个故事,说二战前夕,一个匈牙利作家带儿子流亡美国,途径德国,儿子觉得德国很好,不必再往美国去了,作家回答:儿子,我们都是生错了地方的美国人…….

我以为,这个故事是想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换句话说就是,哪里的社会制度能保障我自由的权利,我就把那里当做我的祖国。因为自由乃是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自由之地乃是终极归宿之地,称之为祖国也没有大的差错。

想起自己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都是诸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有国才有家等等,这些集体主义的道德训诫。

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正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理想价值的掩饰下,骇人听闻的道德败坏,长时期的不公,怪异的双重标准,以及无法解决的冲突和矛盾,以致大面积的体制性腐败的发生,成为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这个社会的特征。

集体主义只允许人成为献祭的动物,和从献祭中获利的投机者,也就是成为受害者和寄生虫。它不允许人类彼此仁爱共存,它不允许公正存在。

在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掩饰下,甚至那些为了名义上的公益和虚幻的理想社会进行抢劫,都成了有德的行为。

于是人们发现在现实中,大多数人的生命都是这种愤世嫉俗和内疚的丑恶混合体。愤世嫉俗是因为,他们既不甘心实践也不接受利他主义道德;内疚是因为他们又不敢拒绝利他主义道德。

人格的纠结扭曲和虚伪也就这样产生。

今天,主张用现代性思维替代传统性思维,就是要选择和秉持自由主义价值观,主张为他人争权利就是争自己的权利;同时,争自己的权利也是为天下人争权利。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道义得存在,而是要追究道义的来由。

在现代社会,公义、道义应从何处获得?

我主张,现代性思维里的道义,应来自个人权利:我有获利和发家致富的要求,有生存安全的要求,有趋利避害的要求,有过好日子过上幸福生活的追求。那么,为了你自己的这些利益要求,为了充分享受个人自由发展权利,你也应该讲信用,守规则,关注别人的感受,从而建立起一种公共关怀。把这一点,作为公民道德,一种新型的道德观念的出发点。

我们今天追求显正民主法制,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共识: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经济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为了每个人自己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划清各自权利边界,遵守游戏规则,信守契约,讲求诚信,尊重和保障他人利益。应弄明白这样一个基本常识,一个人的安全,应建立在每个社会成员的整体安全之上。

不难看出,所谓现代性思维,其实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思维,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思维。而传统思维,很好听点是集体主义思维,国家主义思维,说的难听点,或者说白了,就是一种砖纸主义的思维。

最后引用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每一个独立的人。”

作者:刘亚伟,笔名亚子,1953年生于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著有《我是一个兵》《五十年谋杀》《拾麦女》《旱》《吉他手》《报社》《今夜与谁同眠》等长中短篇小说,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等,另有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等散见于各报刊杂志。近期有微讲座《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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