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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场内的仇恨与血性

编辑:熊松林 时间:2017-04-17 08:24:39 | 来源:新浪网 | 点击量:42517 次

杀人是一种无奈,有时不得不为,但可不可以不要放声歌唱和赞美杀人?

一时大热的“辱母”案,没几天便冷下来了。

山东青年于欢“辱母杀人”案是去年的事,聊城中级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于欢无期徒刑,是今年二月的事。本来波澜不惊,到了三月底,突然大热起来。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各种网媒,此起彼伏,评论迭出。纸媒倒是出奇的沉默,只见《南方周末》有篇幅不长的报道,据说它是这次热点的源头。

网络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大师巨擘,贩夫走卒,各有角度,各做解读,经济学的,社会学的,谈文化的,谈教育的,抱怨制度的,怀疑人生的,都能找到发言空间,可是舆论一旦形成潮流,成了气场,就没有异见插嘴的间隙,非要固执己见,大抵会被愤怒的唾沫喷死。我捧着手机看热闹,有些不同看法,也不敢自寻死路,只能憋在心里,憋得面红耳赤。眼看热闹快过,冷清下来,便趁机悄悄谈点想法,以免闷在心里活活憋死。

写这篇文字,我万般谨慎,唯恐一招不慎,就被网络斗士楸住辫子,群殴而死。需要做足功课,寻找与网评的最大公约数。比如我痛恨杜志浩的无耻下作,同情甚至赞赏于欢抗辱杀恶,比如我认同血性男儿必须敢于舍身救母,可杀不可辱,比如仅从《南方周末》报道看,我也质疑冠县警方不作为,在调查事实出来之前,不敢否定聊城司法当局有枉法的可能。

有这么多共同点,哪还有什么东西憋在心里不吐不快?

辱我父母妻儿者,杀无赦;犯我母亲者,虽远必诛;保护母亲,何罪之有?血性男儿哪有罪?母亲被凌辱你不敢挺身而出,祖国被侵犯你就敢上?……这都是公众号、朋友圈里一时煊赫的声音。还有我崇敬的教育名家一声长叹:我不知道怎样和我的学生讲于欢?

母亲,祖国,男儿,血性,堂堂正正,高蹈慷慨,很轻松就占据道德制高点,叫人不敢辩驳。不过,朋友圈里的朋友如果容忍我十分钟,不要一开口就老拳挥上,基本安全能够保障,那我就赶紧问几个问题。

01

“保护母亲,何罪之有?”,是种什么逻辑?

“辱母”案评论中有一个强大的逻辑让我无法接受:你侮辱了我母亲——我杀了你——因为是保护母亲——所以我无罪。

于欢杀人是否有罪当由法律和法官说了算,这本不是问题,但众声喧嚷之中,偏偏成了问题。舆论众口一词质疑甚至诅咒聊城中院一审对于欢做出的无期徒刑的判决,包括受人崇敬的教育名家,谦谦君子,也愤激的要骂粗话,NND已经送给一审法官和法院。

对法院和法官的判决,公众可以质疑,舆论应该监督,但是,所有的质疑和监督应该基于事实,本于法律。“辱母杀人”案中的于欢,是否有罪,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正常的讨论路径,应该是寻求事实真相,研究法律条款,认真审慎的探讨于欢究竟是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但网络空间的朋友,没有耐心,似乎也不屑去追求真相和解读法律,他们关注更宏大的语词:母亲。有比关注母亲更重要的事情?保护母亲,还需要事实和真相,还需要法律和理性?屌都甩到母亲脸上,儿子还不杀人,杀人还有罪,还判无期?索债者杜志浩死有余辜,坏就坏在那根屌上,至于甩还是没有甩到“母亲”脸上,是否就真要死有余辜,一刀毙命,也没有哪位愤怒的评论者认为需要深究。辱母之恶,比杀人还要罪恶百倍。辱我母亲者,虽远必诛。

有朋友质问我,你碰到于欢这种处境,你会怎么做,你能怎么做?这是个很容易就陷我于不义的质问。我其实没法回答他“会怎么做和能怎么做”,因为我并没有遇到这样的处境。但我能回答的是,如果我举起了刀,不管是护母还是抗辱,杀了人,我就甘愿承担法律责任,绝不逃避。士可杀不可辱,那是抱定了同归于尽的准备的。抗恶抗辱之所以难,就难在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所谓视尊严如生命,宁死不屈。于欢之有值得赞赏的地方,恐怕不在于他敢杀人,而在于他即使知道会承担后果,也愿意为了自己和母亲不受辱而不犹豫。如果法律真如网络宣扬的那样,保护母亲,杀人无罪,何止于欢,刘欢,李欢,谁不可以挥刀?既能保护母亲,又能杀人无罪,包赢不输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辱母就杀你,从一个儿子的角度看,没有问题。但既然准备杀人,就必须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不能因为保护母亲,就算干出惊天大案,也可以拍拍手,擦擦刀,落个道义与法律的双赢。赞赏于欢抗恶和认同于欢触犯法律就要接受惩罚,两者毫无冲突。法律是保护所有人,包括恶人罪不至死就不能被处死的权利。如果法律判定于欢有罪,保护母亲也不能成为可以免罪的天然正义的理由。

保护母亲,何罪之有?这个逻辑真要成立,不能想象这个社会将会是怎样的状态。有母亲的人有福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需要,母亲上,有难题,母亲来,母亲自管冲锋陷阵,儿子持刀在后面保护就好。谁敢阻我母亲?犯我母亲者,杀无赦!

保护母亲,何罪之有?多么强大而奇葩的逻辑。

02

“辱母不杀,侮国谁御?”,是谁在唱道德的高调?

于欢应该没有想到,他抗辱杀人罪与非罪,在法律上还远没有厘清,而在网络舆论场,他却几乎被封圣。舍身救母的孝子,见义勇为的义士,血性好男儿。赞誉之词,快速升级,对于欢的评价不仅关系于欢个人,俨然攸关国家民族大义。

“母亲被凌辱你不敢挺身而出,祖国被侵犯你就敢上?”,“如果于欢有罪,有朝一日将无男儿上战场!”。这样缺乏逻辑,匪夷所思的判断,广为传播,慷慨激昂,形成强大气场,让你辩驳不得。在微信群里,和几个熟悉不熟悉的朋友讨论于欢是与非,罪与罚。刚说一句“我们可以同情于欢为了保护母亲挺身犯险,但不假思索就赞美动刀动枪,是不是也带几分戾气”,立刻就招连番指责。“于欢杀恶,是男儿血性,绝不是戾气所为”,可我分明是说“不假思索就赞美动刀动枪”是不是有几分戾气。“面对世间的丑恶和沉沦,把呐喊和怒吼说成戾气,我只能佩服,您太绅士了”,可我分明是说“不假思索就赞美动刀动枪”是不是有几分戾气。更有质问:“每周一我都带着全校五千多师生大声唱国歌,我们是不是有戾气?”,这都哪跟哪啊,我分明说的是“不假思索就赞美动刀动枪”是不是有几分戾气,和五千人唱国歌怎么扯上关系?我只好偃旗息鼓,败下阵来。

我知道,我没有败给事理和逻辑,只是败给一种奇怪的思考和表达方式。许多人有特殊的能力,讨论什么问题,都能找到一种高调,迅速联系上国家、民族、人民与正义等宏大的名词,占领道德高地,使论敌受缚于道德绳索,无法动弹。政治正确,自拥道德优势,便可以无视常识,罔顾逻辑,不求真相与事理。这样一招克敌的法术,远不是初次见识。怒砸乐天,你说受害的首先是中国员工,他说爱国;火烧丰田,你说是同胞用血汗钱买的车,他说爱国;抵制麦当劳,殴打顾客,你说公买公卖,合理合法,他说爱国。爱国一出,正义在手,见佛杀佛,天下无敌。

其实,对这种动辄“道德与正义”的高调,很有警惕的必要。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杀人狂魔马加爵一段遗书:“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你无法想像,马加爵杀人也有他道德正义的理由,人格尊严不容侵犯,马加爵并不认为他的仇恨是没有道理的,他同样把杀人看作是伸张正义的方式,就像我们赞赏于欢的正义一样。

当我们不屑于真相追问和法理讨论,而是执念于自以为的道德正义的血性,叫喊着“于欢有理,杀人无罪”,很可能就在放纵自己非常危险的非理性激情。当你在嘲笑有人呼吁理性和冷静的时候,很可能你正在用道德的强势迫使他人噤声,显出专制的霸道。高举正义之剑杀人作恶,史不绝书,五十年前,红卫兵小将打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旗帜,打砸抢杀,一点也不缺少血性,从来也不以为违背道德和正义。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二千多年前,庄子孤独的声音,依然如空谷足音,振聋发聩。常识与逻辑,比宏辞高调更重要。道德绑架取代不了说理,尊重真相和法理,才是真正必要和有价值的做法,于欢案是这样,过去发生和将来还会发生的别的什么案都是这样。

03

“辱我父母妻儿者,杀无赦”,为何总是杀声四起?

有人不肯承认舆论场内的戾气,但是我们分明听到杀声四起。

辱我父母妻儿者,杀无赦。这是于欢案引爆的网络舆论场内仇恨与血腥的经典表达。评论家和围观者,齐声高呼同一个字:杀!于欢挥刀乱捅,致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一条生命,染血的尖刀,血淋淋的现场,舆论里看不到一字半句对于生命消亡的惋惜,能看到的只是对“杀”的鼓噪与狂欢。评论和围观者喊打喊杀,当然都有充足的理由,被杀者是黑社会打手,尽管还需确认,杀他是因为保护母亲,因为他死有余辜,因此杀得痛快,杀得解恨,杀得酣畅淋漓、大快人心。

我们都是歌唱“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长大的,对于欢杀人,很容易就会认可和赞赏,不会有任何情感上的障碍。而杜志浩则人人得而诛之,食肉寝皮不能解恨泄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有这样的文化基因,你试图说一声,杀人是一种无奈,有时不得不为,但可不可以不要放声歌唱和赞美杀人,自然就显得迂腐甚至是一种背叛。

当你呼唤法律,立刻就被呵斥:这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母亲当面受辱,七尺男儿求助公权而不能,如果包羞忍辱,毫无血性,他就丧失人伦,猪狗不如,连人都做不成,何谈守法?

你想说,即使冠县警方不作为,聊城中院不公正,也不应该放弃法律正义的追求。你会被告知:不相信世上有什么公正,你遇到的问题再大,于世界而言也只是小事……你只能指望自己,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法律不可信,公正不存在,那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来保护自己?于是,有人找到据说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名言:当社会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

我大概理清他们的思路,警方不可信,司法不公正,社会不可靠,弱者的自救只有拳头和刀刃,只能拼胆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可那是《水浒》的世界。该打就打,要杀就杀,固然男儿血性,快意恩仇,可是,个个仗剑天涯,社会成了水浒梁山,恐怕无人可以自保,别说保护母亲。

每有网络热点,总会惊动美国。这一回,评论家们论证于欢杀人的血性与正义,也是频频求助美国,父亲保护女儿,杀人,母亲保护儿子,杀人,总之,挥刀就砍,抬枪就杀,堂堂皇皇,正义凛然。美国这个欢喜冤家,昨天还是最大的敌人,南海搅局,萨德阴谋,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今天却又成真理标准,正义化身。美国都杀,中国岂能不杀!

可我偏偏记住同样来自美国的另外的故事:几年前,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韩裔青年赵承熙枪杀32人,然后自杀。人们在守夜悼念活动中,点燃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其中有一根蜡烛是为凶手点燃,因为“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再早些年,中国留美学生卢刚杀了他的导师,而导师的亲人事后给卢刚的家人写信:“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纪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

这可怎么好,在这里,美国却又并不主张仇恨和报复,而在宣扬爱与宽恕。

于欢杀人,有其情非得已的原因,值得同情甚至赞赏,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去鼓励仇杀与“血性”。同态复仇如果值得鼓励,杜志浩的四个孩子就该成长为复仇的眉间尺。父仇不报,如何为人?于欢案的讨论,如果只有“我不相信”,只有仇恨与带血的“血性”,那我们怎能振振有词的谈什么母亲与正义?

我能理解舆论的愤怒,是因为对公权堕落的不满,对法律失信的谴责,是对弱者的声援;我也知道喊打喊杀的朋友并非嗜杀狂徒,离开网络,生活里大多是守法好公民。可是,舆论是能引领社会潮流的,掌握舆论话语权的人尤须慎之又慎。社会不公,司法失信,不能成为鼓噪血腥的“血性”,鼓励同态复仇的理由。

于欢杀人,罪与非罪,我没有能力也不试图进行讨论,法律的归法律。我只是不敢苟同网络舆论场内评论者思考和讨论问题的逻辑。长长的一篇文字,一定不会让所有的朋友满意,如果不满意,你要骂,我不会抱辱我人格者,杀无赦的原则,骂完你能痛快一些,我也算做了善事,算是积德。阿弥陀佛。

(本文作者 刘迅 深圳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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