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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三国,也是一种成年礼

编辑:熊松林 时间:2017-04-25 01:56:26 | 来源:南方周末 | 点击量:19465 次

《三国志》中的《倭人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关日本的文献,对日本人影响很大,许多关于三国的游戏,都是日本人研发的。(资料图/图)

对好多中国人来讲,阅读《三国演义》这一类讲史的小说,就等于在接受“成人礼”,接受一种成年的教育,从这里头去认识人、人际关系、社会、政治等。今天很多人对人生的态度,特别是谈论政治的方式,也还受到这类小说的影响。

复旦大学教授戴燕把《〈三国志〉讲义》写成了书。书的内容脱胎于戴燕为复旦大一新生开的一门《三国志》通识课。每期都有不同专业的大约一百名学生选修此课。戴燕为自己设定的最低目标是“不要讲得学生都跑光了”。她希望自己能够逃离开权谋、打仗、君臣父子、恩义情仇,讲出一个不一样的“三国”。

传统“三国”历史叙事中一带而过的人物,往往会成为戴燕专门的一讲。曹操的夫人卞氏就是一例。卞氏本是倡女(歌舞艺人),却可以在董卓威逼利诱的危难之时,拦住曹操要四散的部下,在儿子曹丕被立为太子之后,也并没有喜形于色,忘乎所以。曹操称赞她“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曹操杀死杨修后,给杨修的父亲杨彪写了一封信,讲“不得不”的理由。夫唱妇随,卞氏给杨彪的夫人写了一封信,动之以情。

华佗也是一例。戴燕分析了他的医案,发现这位神医的治愈率其实只有百分之五十,三国时期人们对于生命、疾病和医术,有比今天更达观的态度。

时间的线索在《〈三国志〉讲义》中极为灵活;史料之外,理解力和想象力常起到勾连的作用。写魏明帝一章,戴燕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魏明帝时代是曹魏的鼎盛时期,什么都好,蜀、吴简直都不在话下。可是这个黄金年代很快就过去了。魏明帝的爷爷曹操活了66岁,他爸爸曹丕活了40岁,他才活了36岁,他的儿子生下来就夭折。这个人的内心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死以后,司马氏的力量越来越大。文学上面,阮籍、嵇康特别是阮籍那种隐晦的诗风也取代了建安时代明朗的风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带着这些问题,戴燕把魏明帝曹叡的材料和他母亲甄氏的材料、何晏赞美魏明帝的《景福宫赋》对读,试图分析曹叡的心理创伤。

《〈三国志〉讲义》里似乎没有作者的态度,但写谁不写谁,怎样写,已是剪裁。曹操和诸葛亮跟惯常印象就不大一样。诸葛亮,有担当也有局限,并不一味是千古完人。曹操有权谋一面,同时也是心胸开阔的文艺青年,“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与文人写诗唱和,开创“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的建安一派。

《三国志》水平究竟高不高?

南方周末:书的前言部分交代了陈寿的历史观:他认为汉魏晋之际的更替是“天经地纬,理有大归”,这跟过去“汉贼不两立”的讲法很不一样。

戴燕:对陈寿写魏蜀吴三国的方法,差不多从东晋以来就有讨论,也有不少批评。当我们回到历史中,会发现陈寿需要处理的问题其实很棘手,不是那么简单的黑白分明。

我在书中引用了小林春树的说法。他是以《汉书》和《三国志》做比较,认为为了维护汉代的正统性,班固的办法,是拼命强调汉是一个永不衰落的神圣王朝,可是陈寿已经见过汉代的衰落,他知道魏也好、蜀吴也好,必定是与汉一样,有兴就有衰,不可能不朽。

陈寿是在西晋写《三国志》的,那时距离蜀亡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魏、吴也亡了,西晋一统天下。作为一个晋人,他可以认为晋的历史从司马懿就开始了,如果这样算,魏就比蜀亡国亡的还要早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怎么来看三国呢?

以前人认为在“前四史”里,《三国志》不算水平高的。但是,南朝宋时的裴松之选它来做注,却说它“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评价并不低。当时还有名士说:“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也把它看成史书的典范。我自己读《三国志》,常常想到陈寿面临的困难是司马迁、班固都不曾遇到的。

南方周末:从讲义看,魏国占了很大篇幅,对曹氏父子的评价也比对另两个国家的主事者高很多。你应该是认同陈寿的历史观的?

戴燕:因为我讲的是《三国志》,只能老老实实按照陈寿写的内容讲。《魏书》的篇幅本来就比《蜀书》《吴书》多很多,《魏书》还有《方技传》《东夷传》,涉及的面也比较广,我选它就多一点。

在日本,几乎无人不知邪马台

南方周末:关于《东夷传》和《倭人传》的一讲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对《三国志》很感兴趣。是因为《三国志》里有《倭人传》吗?

戴燕:当然,《倭人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关日本的文献。日本人对自己的历史记录要到八九世纪才有,所以在日本,研究《倭人传》的学者好多并不是研究中国史的,而是研究日本史的。《倭人传》的内容在日本的普及程度也很高,他们不一定知道《三国志》这本书,可是几乎无人不知邪马台、卑弥呼女王,我还看到过一种“卑弥呼”牌的鞋子。《三国演义》传到日本以后,对一般日本人的吸引力更强,好多三国游戏就是他们开发的吧。有一位研究中国史很有名的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十几年前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就说三国的历史是那么精彩,在日本从来没有过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南方周末:《三国志》认为高句丽人“性凶急”“习战斗”,顽强不屈,屡战屡败,而倭人很恭顺。对高句丽的判断,今天还适用;对日本,似乎是根本的误读。

戴燕:当时,高句丽和魏、吴的关系错综复杂,又有复杂的历史渊源,不像日本,在一个比较远的海岛,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来往不便,相互之间的认识也不深。从陈寿的记载看,高句丽人当时住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山深谷,爱干净,擅长歌舞,可是急脾气,很强悍,与汉魏政府打交道颇有自尊心,不光不肯屈服,还时不时主动出击。所以王莽就气得喊他们“下句丽”,到了魏的中后期,也是跟他们打了好几仗。

文学史里的三国时代多么精彩

南方周末:书中写诸葛亮喜欢自比战国策士。就整个时代风貌来说,三国和战国是不是真的可以比较一下?

戴燕:实际上这也正是我在复旦开《三国志》这门课最想讲的一点。我是研究文学史的,就整个中国历史而言,三国时代并不长,还分裂,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们文学史一讲到三国,就会说这个时代有多么精彩。从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到阮籍、嵇康,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也是对后世文学影响至深的。同时在思想史上,我们也知道三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融合了儒学与老庄思想的玄学就在这时兴起,至少延续到了唐代吧。佛教也是从东汉以来,在这个时期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传统政治史的讲法,不只关心成王败寇的一面,就会看到三国历史的另外许多面相,知道它在思想史、文学史上都开了一个头,带出很多新东西。我们都知道战国时有诸子百家争鸣,是那样一个盛况,那么三国时代这方面的变化,是不是也值得去讲一讲?

南方周末:我读这本书的感受是,三国时代的文采风流主要还是在魏国,另两个国家在文化上不太强。

戴燕:可能是我在写讲义时,比较突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脉络,汉魏之间有哪些延续、哪些改变。魏占据了中原,以两千年的中原文化为基础,自然基础雄厚。实际上蜀吴在那时文化水平也不低了,蜀在汉代就出过司马相如、扬雄那样的学者和作家,吴也有自己的学者作家,现在吴出土的很多竹简和器物,证明吴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可是与魏相比,又因为陈寿是在继承了魏的西晋洛阳编写《三国志》吧,他笔下的蜀吴还是相对边缘。所以,我也没有太想好怎么才能把蜀吴的文化特点更突出起来。

南方周末:陈寿就曾经是蜀国人。他的老师谯周号称是“硕儒”,门人弟子很多。

戴燕:可是你看《蜀书》中记载的蜀地学者包括谯周,他们的历史观、意识形态还是汉代式的,也就是术数谶纬、五德终始那一套。吴也有在汉代很主流的经学传统,它的民间文化里面则好像娱乐成分较多,大概因为经济比较发达。佛教的传来有一支从海上,所以应该在吴也有影响,但是《三国志》记载得很少。总的来看,要等到西晋大一统之后,原来蜀和吴的人才迎来文化上的大爆发。

士人有一种错觉

南方周末:书中呈现的曹操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很有意思:你强调建安风骨,强调曹氏父子与知识分子的良性互动,同时也写到曹操杀掉了孔融、杨修、华佗。

戴燕:曹操刚起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平常人。在汉末的风气里头,士人也就是知识分子还是挺有舆论力量的,他知道也要得到舆论的帮助。可是当他得到帝王般的权力时,一旦士人妨碍到他的政治,那他是不容的。这就是传统士人和帝王的关系,从来如此。有时候,士人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真能载舟覆舟,那还是高估了自己。

南方周末:书中描述的建安风骨很让人向往:一代文士受曹操父子的激励,“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实际上这种美好的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吗?

戴燕:“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慷慨任气,那也就是汉末的事情,到了魏的中期,阮籍就开始写他是如何在苦闷中自我放逐了。不过话说回来,你可以看到从曹操他们开始,文学的风气大大改变,不仅仅是自信开朗的风格占据主流,他们写得最多的五言诗也逐渐变成中国文学的一种最重要体裁。“建安风骨”就像一个特别的符号,代表历史上一种理想的文学状态、文学典范,从此在文学史上不断被提起,过一段时间就有人要求回归到建安文学。应当说,这个典范是由曹操父子及其同时代的士人共同造就的。

南方周末:被曹操杀掉的三个大知识分子里,华佗很特别。你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分析了华佗的病案,统计他的治愈率。

戴燕:研究华佗的人太多了。我不懂医学,可是注意到陈寿记载的好多病案。别人不当回事,我就做了简单的归纳,结果就发现他的治愈率其实只有大约50%。我们知道华佗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神医,那么要来怎样解释这件事情?

这样我才去关心古代的“良医”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左传》中写到大约公元前六百年,秦国有两位著名的医生缓与和,受邀去给晋景公看病。头天晚上,晋景公梦到自己的病在膏之下、肓之上,第二天一听诊断,果然如此。可是医生又说“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已经不治。晋景公并没有怪缓告诉他真相,反而称赞缓是个好医生。这是不是说明在《左传》的时代,所谓“良医”就是能做出正确诊断的医生。《史记》里记载的另外两位名医扁鹊和仓公,也是类似情形。仓公说“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可见从春秋到汉代,很多人都知道好的医生不一定能起死回生,而是能看到生死的门限。

古人对“良医”的界定,是不是比我们现代人还要聪明?我弟弟就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责任心极强。有时候我们聊天,他就说哪有职业医生不想治愈患者的,就像你们不会故意写一个很差的论文吧?只是论文可以有错,医生犯个错就不得了了。医学本身也有局限,因此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而医学也正是在失败中取得进步的。

南方周末:华佗对生命的态度曹操似乎不大能接受,所以他杀了他?

戴燕:曹操希望华佗长期为他御用,可是华佗不愿意,便请假不回,曹操一怒之下,把他拷打致死。按照当时人的看法,医生属于方技之士,还不算士儒,但陈寿在《华佗传》里强调,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我以为这才是华佗和曹操冲突的根本,华佗的自我期待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士人,有自己的信念和独立人格,而曹操需要的只是一个保健医生。

战争年代一定会产生很多大英雄,三国的故事因此格外吸引人,被写成小说、拍成各种影视剧。戴燕想逃避这种“英雄史观”,于是以“讨论现实”的方式完成讲义。(资料图/图)

战争年代一定会产生很多大英雄,三国的故事因此格外吸引人,被写成小说、拍成各种影视剧。戴燕想逃避这种“英雄史观”,于是以“讨论现实”的方式完成讲义。(资料图/图)

诸葛亮打来打去总不成功

南方周末:前不久央视纪录片《中国通史》给诸葛亮非常高的评价,几乎就是一个完人。但你似乎认为诸葛亮有很多局限性。

戴燕:诸葛亮是历来被表彰最多的人物,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什么新鲜的话题。可是我又必须讲一个蜀国的代表,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诸葛亮。那么就还是回到陈寿的立场,看陈寿这样一个蜀人,是怎么评价诸葛亮这个“外地”来的蜀国丞相的?

他写得很正面,还引了一些来自魏国人的评价,在这些人眼里,蜀国就这么一个诸葛亮厉害。可是你也会发现,陈寿还是藏了一点微词。他也写到蜀国一直有人嘀嘀咕咕,不过碍于诸葛亮权力太大,并且一意孤行,大家都没办法。你看陈寿写谯周在蜀亡之前,反对后主逃往南中的计划,指出诸葛亮南征,是以“兵势逼之”,并不代表当地人就真心服从,因此那并不可靠。从这些记述中,大概可以看到陈寿虽然是相当肯定诸葛亮对蜀国的贡献,可是也委婉地道出了他的局限。

南方周末:按照传统政治伦理,功高盖主,敌国提到蜀国只知有诸葛亮,是很犯忌的。可是后世提到诸葛亮,都说他是贤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戴燕:陈寿评价刘备,说他了不起,主要说的就是他创造了一种特别的君臣关系。所谓“举国托孤”,就是把权力大大地交给诸葛亮,让他来做决定。而诸葛亮呢,陈寿评价他是“识治之良才”,不过“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所以打来打去,总不成功。《吕乂传》写到“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诸郡多不配合,算是一种消极抵抗吧。陈寿对在他出生不久便去世的诸葛亮“用兵不戢,屡耀其武”是有异议的。但有意思的是,他在写给晋人看的《诸葛氏集序》中又解释这是由于“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还是对诸葛亮的形象有所回护。

南方周末:“三国”的故事讲了几千年,不断被拍成电影、电视,做成游戏,它的“配方”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吸引一代代人?

戴燕:战争年代一定会诞生很多英雄,以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当然有吸引力。这也就是我说的“英雄史观”。但是这一次,我想要逃避这种英雄史观。

我常说对好多中国人来讲,阅读《三国演义》这一类讲史的小说,就等于在接受“成人礼”,接受一种成年的教育,是从这里头去认识人、人际关系、社会、政治等等。你不觉得,今天很多人对人生的看法、对政治的态度,特别是谈论政治的方式,也还受到《三国演义》这类小说的影响吗?

在有名的古典小说里,我本来是不大喜欢《三国演义》的,主要是不喜欢它那种谈论政治和人际关系的方式,也不喜欢它对女性的描写。历史是与现实的对话,谈论历史的方式有时候就是谈论现实的方式,谈论历史上政治的态度也跟我们认识现实政治的态度有关。因此,当我有机会来跟年轻一代讨论三国历史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首先让我们逃离开那种君臣父子、恩义情仇的模式?这也是我写作这本讲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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